致谢

II

Joyce比我更早到灾区。在从重庆到成都的路上收到她短信：“……不吃饭不睡觉只工作，好得不行！”我当时没能完全理解，只是回复了多保重之类的话，她说，你来了就知道了。我后来知道她给我发短信的时候在都江堰聚源中学，我第二天去的地方。而我“不吃饭不睡觉只工作”的生活，也是从那天开始的。我们在灾区之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在凯宾斯基的楼下，一次是在去北川的路上，两次都没能好好说上几句话。在那条崎岖的山路上，我往，她来，我在副驾的位置上向她挥手，说了句：“一眼望不到头……”车子便驶过去了，真是擦肩而过的感觉，在灾区，与好友，擦肩而过。我多想像平时那样和Joyce嘻嘻哈哈的开开玩笑，而那时，我们那么近，却又那么远。

不吃饭不睡觉的日子，我们曾在一起。

Mandy和我同一天到成都，确切地说，是同一夜。因为航班时间的接近，我们从在北京机场开始，就保持着联系，直到最后离开。我们分享着各自的新闻体验，讨论着灾区的位置和报道的可行性，回顾各自的采访故事。有一天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发生了余震，电话中断了，我从床上被摇晃了下来……数分钟后在拨打电话，响起了接通的声音并听到对方的声音，颇有些劫后余生的感觉。在锦江宾馆，Mandy还特意只给我墙上的大裂缝，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地震离自己是那样的接近，却只能继续留守，甚至向更危险的地方“挺进”，说不害怕，那是假的；但有个人相互分享着，分担着，害怕似乎也少了些。到后来，余震对我们来说已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了。

在紫坪埔坝底等冲锋舟的那天，之前和之后都没有手机信号，恰恰在Mandy打电话的时候有了微弱的信号，她告诉我，听她妈妈说映秀那边很危险，提醒我注意安全，遇到危险朝着信号灯的方向跑……她能把妈妈对女儿的提醒传递给我，让我深受感动，而她那时，也正在去彭州的路上。

Fandi几乎是最后一批到灾区的，已经过去了5天，她们纸媒要想拿到出彩的报道，的确需要花心思找些猛料。她来的第二天我就要走了，后来听说在采访中的她曾在北川余震中被战士连拉带拽地拖到平地上，在和截肢男孩对话时曾因过度劳累而晕倒……便戏称，她自己的故事都可以写作报道了。很娇小的小丫头，却透着勇敢的闯劲儿。她在我走的那天清早抽空看了我一眼，给我送了从北京带来的口罩和药品，居然还有几片美白面膜。在那样的环境和条件下，面膜真是很奢侈而没有什么实际用处的东西，但是她还是不远万里带来了，她说她觉得面膜对我很重要，我点头称是，我舍不得用，也舍不得在北京用，我要留着，下次来灾区用。礼尚往来，我把我“囤积”了四天的一小瓶酸奶给她，其实也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解渴不如矿泉水，耐饿不及力士架，但是我还是想给她，我也觉得，印着大S头像的优酪乳，对她很重要。

上海的同事SCC，很细心的上海大男孩。帮我在换房间的时候搬箱子，在我电脑出问题的时候提供他的电脑让我用。第三天我的嗓子坏了，说话很费劲，他拿药给我吃，还专门发短信给我说让我多喝水，多休息。很上海，很让人暖心。他在我手忙脚乱收拾东西的时候安静的站在一边提醒我放松冷静，他在我想找人说话散步（虽然根本没有时间）的时候陪着我，最后一天我们想偷闲喝一杯咖啡，花10分钟走到咖啡店门口，我还是被一个电话叫了回去。他没有一点不高兴，又跟我一起走回去，说，走走路也好，这几天大家都太辛苦了……我们最后一起吃了顿饭，喝了杯酒，只是酒还没喝两口，我就趴在桌子上困得睁不开眼。次日，我们说着再见，并希望下次北京和上海，电视和广播一起报道的时候，不要再是这样的突发灾难。

我也想把那杯未在成都喝到的咖啡留给北京或上海……

感谢你们，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感谢关心我的在北京的兄弟姐妹，Stephanie, 李主任，Vivi, 猫咪，匡子……你们的问候和鼓励，是我在残酷现实挣扎中的精神食粮，让我在硬的环境中的补充到软营养。

感谢我的父母和家人，这是份让家人不放心的工作，我知道我在灾区的每分每秒都是你们的牵挂。

很多年后，当我在回首这段经历，不啻是一段感慨万千的珍藏。

（The End）

致谢

I

在去成都的飞机上，基本上有两部分人组成，媒体记者和回家寻亲的人。

我碰巧和CNR的一名记者邻座，一路辗转到达成都，便成了半熟的朋友。到成都后他的同事来接，他很好心的稍我一程，否则，我将在成都的雨夜拉着行李又累又饿，心里打着无数问号地徘徊在路边打车。那日一别，我们便各自奔向不同的灾区区县，做着不同角度的报道，偶尔深夜发短信，互道保重，心存温暖。

外媒同行很多住在凯宾斯基酒店，上文提到“但大家大多早出夜归，所以很少见面。”跟LP大哥算是见面相对较多的了，因为我知道他的房间，开完会要查地图，夜里11点了还麻烦他和他的司机……他们第一批步行进入北川，第一批乘冲锋舟到达映秀，AlJazeera硬新闻的风格着实有点望尘莫及，这背后有他让人心疼的努力。和他吃过两次火锅，很有味道的“老码头”，我每次都吃的心不在焉，手机不停的响，让我有心把它扔到火锅力煮。LP每次却很苦中作乐的开玩笑、讲笑话，有他在大家都开心一些。从北川回来那天，看到他额头和鼻子被晒得起皮，我说你怎么晒成这个样子，下次出去带个帽子吧，其实我也晒得不轻，走的时候急，基本的防晒准备都没做好，但是LP远比我严重得多……他一边低着头吃牛肚，一边安慰我说：“没事，睡一觉就好了！”说得那么轻松那么坦然，让我鼻子一酸，不仅是为了这句话，更是想起那几天我们的经历，其实我知道，他凌晨四点半还要出发，睡不到几个小时……

我们至今还欠半岛一打矿泉水，在北京还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在夜里超市都关门的灾区，在即使不关门也不一定有水卖的灾区，送给我12瓶水的价值，怎能和北京的12瓶水等值？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还上这滴水之恩，但我会记得，并心存感激。

上文提到的在紫坪埔黎明村送出的5瓶水，其实是就半岛支援我们的。

我把这些除了工作以外的琐事也打电话告诉了Maggie，她的老板在地震的时候正在休假，所以她留守北京了，但是操的心一点也不比我们在前线的人少。她说她一看电视就哭，我说那你来吧，到了现场，哭几次，就有免疫了。她其实是想来的，我明白，所以我几乎每天都给她打个电话，或者她打给我。有一天我到12：40才电话她，她说正等着电话呢，没接到电话都睡不着，我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眼前的电脑屏幕瞬间模糊了一下……我说你赶紧睡觉吧，能睡觉挺幸福的，真的。

那天晚上凌晨01：10发生了据说是6.2级的余震，是我有感知的比较厉害的几次余震之一。到余震发生的时候，我才知道脑子里其实是空白的，逃生的念想都没来得及闪现，就过去了，也许是太累了……但那如果不是余震呢，如果是8级的地震呢？我不敢想下去，只是觉得生命本身就是很魔幻的。

（To be Continued）

我没有累哭过，却为我经历的故事，哭过好几次。

平武，路边有一户人家，房子全部倒塌，年轻的妈妈带着一双儿女，在简易的帐篷里住着。家里还有年迈的婆婆。丈夫地震时另一处地方工作，失去了联系，不知去向。我在年轻妈妈的脸上除了麻木，看不到任何表情，没有焦急也没有恐惧。她说话的时候，我却十分清楚地感到了一种坚韧的力量，我问她现在怎么生活的，有没有政府的援助，她说，会有的，这里不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政府现在正在救人，顾不上我们，我们至少还活着呢……以后会有的，我也会好好活下去。她说完这句话，抱起身边的儿子，大概只有两三岁的样子。我问孩子们有吃的么？她摇摇头，很伤神的眼光看着孩子，说不出话。随后指给我看从倒塌的房子里面挖出来的一些干粮，大概只够维持几天的生计。我没有再问下去，我怕自己承受不了，跑向车，拿出一盒巧克力派，塞到妈妈的手里。我当时恨不得把北京的家乐福搬来，但彼时能给他们的，却只有一盒巧克力派……妈妈连连说着谢谢，还教怀抱中的孩子说谢谢，我拼命的摇着头，说不出话，我所能做的，实在太微不足道。妈妈帮孩子打开盒子，撕开包装，嘴里轻声说，我们两个孩子连巧克力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呢……我看到她嘴角泛起浅浅的一丝微笑，这句话和这一丝微笑彻底击垮了我，顿时泪流满面……

我们后来没有用这段采访，我却连每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

紫坪埔，黎明村的黎明失去了往日的宁静，王大爷一家祖孙三代早早起来开始“重建”工作，也许他们前一晚根本没有睡——我所看到能睡的地方，是一张平铺在地上的木板。王大爷用“天崩地裂”形容地震当时的场景，他的儿子和儿媳生死未卜；年幼的孙子已经帮爷爷在倒塌的老房子中拣东西了；老伴一边抹着眼泪，一边给家人烧水，她脸上的伤痕还很明显，仿佛随时可以溢出血来；另一个儿子很沉默的用塑料布搭着帐篷。他们几天来靠路人的接济过活，并没有丝毫的抱怨和无奈。王大爷说，只要人在，就要好好活下去，川音中带着韧劲儿。我突然感到一种平凡的伟大，在灾难面前重建希望的伟大，不抛弃，不放弃的伟大，源自人性的最初。走的时候，大娘非要给我们倒水喝，我们赶紧劝住她，把车里仅剩的5瓶矿泉水留给他们，我说你们比我们更需要，一定拿着。大娘一直说，感谢你们的关心，好心人啊，之类的话，很好听的四川话，我听之有愧，因为我并没能帮他们什么忙，只能寄希望于节目播出后，有更多的人看到他们的苦难与坚强，伸出援助的手。

大娘挥手的身影一直保存在我的记忆里，每每回想起，都不禁潸然。

绵阳九州体育馆，我拿着话筒采访到后一半突然不能自已的失声痛哭，我忘记了我的职业角色，投入到故事中去不能自拔。在学校的时候，新闻学的课堂上经常讨论记者的角色掌控，从专业角度来说，好的记者应该冷静，客观，克制的做好报道，不能流露个人情绪；而从人性的角度，完全屏蔽个人情绪却很难。我在上学的是时候就知道我不是很善于控制情绪的新闻人，以后的实践中一再证实，这次尤为“不专业”……跟我讲故事的阿姨看到我哭了，自己哭的更伤心，她说她的女儿和我相仿的年纪，现在被埋在北川县城里……

她说就算是尸体，也一定要找到，说着拿出贴身的照片，指女儿给我看，照片中的笑脸很灿烂。我告诉她，政府已经派了好多好多解放军去北川救援了，不时有生还的灾民就出呢，说不定您女儿马上就救出来了！她突然问我，“你去县城了么，你看见救人了么？还有活的人么？……”我顿时无语，我心中的隐痛几乎要把我压倒了，我想说我在电视新闻里都看到了，放心吧，最后还是编织了好像是精心准备好的谎言，用尽我的想像力描述北川的情景，让她相信还她的孩子还有生还的希望。我不知道我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错，很多复杂的情感交织在一起，让我无法冷静。

那是我情感“溃坝”的一天，也许是积聚的泪水找到了一个出口，一下子释放了出来。我给我不专业的表现向我的老板和同事道歉，他们安慰我说没关系的，事实上，那次的采访很震撼很感人，只是后期的翻译和剪接费了好些功夫。

我在灾区的几天，得到了很多从业经验和人生体验，伴着我的成长。愿逝者安然，生者坚强。我想每个年代的人都要注定被刻上某个时代的烙印，比如革命的年代，解放的年代，上山下乡的年代，改革开放的年代……我们生于80后的人，似乎一直在和平年代的眷顾下，未曾经历风雨，如果说2003年的非典只是一次对疾病的挑战，那么2008年的地震是一次人与自然的生死对决，我们经历了，这是自然赋予的时代烙印；而我，在这里，将铭记住我所经历的一切，不仅是震与痛。

（To be Continued）

累与泪

I

次日，入北川未果。

从成都有两条路可以入北川，安县和江油。由于安全等各方面的因素，媒体是不能很顺利的进入北川县城的。安县设有武警看守的路障，其实，即便没有路障，也是基本没有路的。我们走的江油那条路，到陈家坝一带，沿路作了采访和拍摄，但最后并没有进入北川县城。这是我心中的隐痛，虽然有天时地利等种种原因在里面，但在媒体同质竞争中没有到达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我无法不怀有愧疚，对我自己，对我所在的媒体。而就在我们驱车前往北川的第二天，走安县那条路，几乎媒体都可以进去了……我们后来一直也没有去，因为总部用了wire service的图片，我们的采访足够硬，或者足够软，这个角度的报道完成了，就要赶去下一个地方。但是那份隐痛，成了我的心魔，直到返京的前一天，我们做了很好的一个feature，我才稍微卸下一些心理包袱，回来我跟老板说我直到那天才“宽恕”了自己一些，他说我自己的压力太大了，要学会放松。

从江油到北川，中间要经过一个镇，属于北川县地界，陈家坝。山路很险，一边是随时有山体滑坡的高山，一边是时缓时急的江水，中间是崎岖的山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大小不一的石头从山上滚下来，与此同时，或之前，或之后，往往会有余震……在那条路上，我第一次感到害怕，于是我戴上本是用来防晒得阳帽—很可爱的红色小帽子—甚至在车里我都带着它，虽然我知道它不会起到任何防震的作用。我们的摄像师看出我内心的恐惧，开玩笑说：“你的小帽子会保护你的，别害怕！”。我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直到在桥上问路经历的一次大的余震，大概有一两分钟的时间，整个桥都开始摇晃，山上瞬间滚下来大块大块的石头，我险些没站稳，本能地抱住桥头的柱子……那是很漫长的一两分钟，脑子是空白的，记忆却很鲜活。

经历了北川未果的旅程，第二天去映秀，我便“习惯”了很多。

冲锋舟最终也没能搭载我们，后来我得知我的同行步行12小时走山路进了映秀，便由衷的佩服他们。其实很多媒体同行都跟我们一起，住在同一个酒店，但大家大多早出夜归，所以很少见面。我们连早晨6点的早餐都吃不到，一天的奔波，回来还要编辑，组稿，配音，发稿……查最新的动态报道，然后再开会研究第二天的行程，爬上床的时候基本在两点以后，晚上在半熟睡中经历大大小小的余震，次日又要凌晨出发……从地震发生到第四天，我只有7个小时的睡眠，而且基本没有饭吃——成都的超市基本是半空的状态，我在成都的第二天去“抢购”水和食物，抢到的却少得可怜。我不是最辛苦的，我知道，我也没有做出很多震撼人心的报道，我也知道。我深深理解新闻同行的辛苦，我被你们感动，有时，也被自己感动，小小地。

我没有累哭过，却为我经历的故事，哭过好几次。

（To be Continued）